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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快到11月的时候，作家阎明跑到沈阳推广他的新书《往事不忍成历史》，沈阳的读者特别热情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欢迎，就连不少“四野”的老兵也都觉得挺开心。

阎明不光是个作家，他还是阎仲川的儿子。

从“四野”这片土地上涌现出的优秀人才

阎仲川1922年在河北定兴县杨村镇的一个农民家里出生，他从小日子就过得挺不容易，吃了不少苦头，这些经历让他心里慢慢生出了想要反抗的念头。

当日本鬼子不断侵犯中国的时候，阎仲川十几岁就加入了八路军。他在战场上表现得既勇敢又机灵，这让领导觉得他是个很有潜力的战士。而且因为他年纪轻，所以更容易被重点培养。

就这样，阎仲川一步一步地提升，最后成为了晋绥军区作战科的参谋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抗战就算结束了。紧接着，阎仲川被晋绥军区的司令吕正操挑中，两人一起去了东北。

阎仲川心里明白，东北这地界儿太关键了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谁先拿下东北，谁就抢占了赢面的大头。

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，东北北面挨着苏联，东边是朝鲜，西南则是他们经营已久的晋察冀老根据地。再说资源，东北地区本就物产丰富，工业也发达，这对刚打完大战的中国来说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

国民党其实也想拿下东北，但九一八事变后，他们的做法就等于是丢了东北。反观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，在这片土地上英勇战斗了14年，当地老百姓心里头，自然更向着共产党的队伍。

毛主席仔细琢磨后，也权衡了东北地区的敌我实力差距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等因素，他不仅在中共七大的时候就提醒大家“要留意东北”，而且在抗战结束后，也是竭尽全力地为夺取东北进行战略安排。

他在讲话时提到：“不管是看我们党的现状，还是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，东北都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。”

阎仲川被这些话深深触动了，特别是其中提到的要有“眼光放长远，步步为营”的打算。

在东北搞革命和工作那会儿，阎仲川从一个小小的参谋干起，一步步当上了科长。他进步神速，等新中国一建立，他就从中南军区作战处的副部长，连连升官，最后做到了副总参谋长，还兼着作战部部长呢。

那是在1969年的时候，阎仲川当时才47岁而已。

那时候，他上班时脑子里转的最多的就是北边的苏联。

早在1961年，全军作战会议就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带领下召开了，会上主要探讨了“如果敌人搞突然袭击”该怎么办，毕竟之前的二战已经证明了这种战术不容忽视。

经过会议商量决定，各大军区都建起了“防突袭部门”。同时，阎仲川也在回顾历史上的事例，比如德国在二战时快速攻打波兰，还有日军偷偷袭击珍珠港这些往事。

关于未来尚未发生的事，历史上往往能找到些线索，阎仲川觉得这些资料相当宝贵，于是复印后递给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。

周总理看了这些报告后挺满意的，他又多拿了三份，还让外交部他们拿去参考学习。

阎仲川当作战部长的那一年，珍宝岛和铁列克提那边出了事儿。

在珍宝岛冲突里，中国狠狠挫了对方的威风，让全国老百姓都激动万分，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强大。可到了铁列克提那场战斗，咱们有28位英勇的战士和3名敬业的记者不幸牺牲了。多年后，新疆军区为了纪念他们，把那儿的战场改名叫“忠勇山”。

这两场打仗都闹得不大，不过那时候谁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

那时候，苏联正处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时候，他的政策大体上比较保守，不太变通，但苏联的军事实力却大大增强了，核武器数量甚至比美国还要多，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之一。

那时候，苏联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其强大，但实际上，巨额的军费开销和糟糕的经济状况还没完全暴露出来。

根据一组数据，1961年时，苏联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那边有12个师的兵力。可到了1969年3月，兵力涨到了25个师，再到8月，更是增加到了45个师。

另外，苏联为了秀出“实力”，在整个边境线上都摆上了厉害的杀伤性武器，像坦克啊、大炮这些都有。

不仅有上百万的士兵，而且他们还都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，这让战争的气息更加重了。

这年10月1号，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第20个年头。按照老规矩，每五年小庆祝一下，每十年得好好庆祝一番。有消息灵通的人说：“这次国庆节啊，表面看着挺轻松，其实内部准备得很紧张。你看，空军都把直升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中间的那片空地上，就是为了确保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能快速、安全地到他们该去的地方。”

国庆节顺顺利利过完后，大家心里都松快了不少，可那时候的情况不但没好转，反倒是越来越严峻了。

有种说法是：苏联谈判团到北京的那天，说不定就是他们动手的时候，咱们得早点防备着。

林彪召集了政治局成员开会，大家一起讨论了当前的两边情况，还琢磨着要是突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该怎么迅速反应。

10月18号那天，阎仲川接到通知要去办事组参加会议。他赶紧过去，到了那儿一看，李德生他们都已经坐好了。会上，有人给了大家林彪从苏州发来的备战命令，还叫阎仲川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部队。

那会儿可真是紧要关头，阎仲川瞅了一眼手表，都晚上9点了，离苏联代表团入境也就十几个小时的光景。要是苏联真想来个措手不及，很有可能就选在这时候动手，这可是照着以前类似的事儿琢磨出来的判断。

结果，各个单位都收到了这样的通知，紧接着，有些城市也办起了防空演练活动。

第二天，苏联的代表们到了北京，谈判随即展开。不过，因为两边看法相差太远，谈判时断时续，拉拉扯扯了好久。虽然谈判桌上没啥大成果，但中苏之间的关系却在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。

因此，阎仲川当时说的那个命令，后来就这么被大家慢慢忘记了。

站在历史的重要时刻

由于那时候命令的“排序”出了岔子，周总理批评了阎仲川。阎仲川随即向周总理当面说明了情况并做了自我反省，周总理听后也就没有继续追究，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1971年9月24号，根据之前的计划，阎仲川和李先念副总理一块儿去越南进行了访问。

回国后没多久，他就被叫去接受调查了。这时候，阎仲川在总参也就干了两年四个月。审查的人觉得，阎仲川最大的毛病是，他下那个命令太突然了，连毛主席都没提前知道。

周总理以前问过毛主席，知不知道那个命令，毛主席反过来问：“啥命令啊？我没听过呢。”

那时候，这事儿可算得上是个大麻烦。阎仲川对此回应说：“毛主席每天忙得团团转，那么多要紧事儿等着他处理，哪顾得上记住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啊？”

但阎仲川很难说清楚的是，毛主席一直特别重视军事，他老人家可是靠武装斗争起家的，对部队的情况熟悉得不得了，就连一个营、一个连的调动都心里有数。

有人跑去问阎仲川：“这么大的动静，毛主席咋可能不知道呢？”

那段时间，阎仲川天天都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好在他都咬牙扛下来了。他心里一直有个坚定的念头：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有责任把真相讲明白。要是我因为压力就乱说一气，那才是真的对不起国家呢。

周总理始终坚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，想看看经过认真调查和揭露后，能不能发现问题，并且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阎仲川的事儿。

到了1973年，周总理身体已经不太好，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意见：“我们是不是把阎仲川的事情想得太严重了？”

阎仲川本以为这是个好机会，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事儿又被搁置了。

他在1979年4月结束了被监管的生活，过了三年多的时间，他按照大军区参谋长的标准办理了退休手续。

事情的真实情况终于大白于天下，在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》这本书里，它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，里面清楚写着，那时候林彪是因为觉得国际形势可能会一下子变坏，所以就下了命令，要加强战略部署，防备敌人突然袭击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阎仲川不过是负责转达这个命令，他和那个人始终是领导和下属、工作伙伴的关系，这些都有其他人能作证。

1994年暑期，吉林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总共有600万字的大型历史编年书，编纂人员着重说了这么一句话：这样的史书，得实话实说，得能受得住时间的考验。

那一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在重要位置也刊登了一篇文章，说我们要排除那些杂七杂八的干扰，把假的去掉，留下真的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说真话，办实事。

这些话在当时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也让阎仲川回想起一段辛酸往事。他心里明白，有些事情可能再也说不明白了，毕竟最关键的那个“见证人”已经离世。

可能，这件事让阎仲川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没想到，这么一件小事，竟然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。他也承认自己有错，但让他感到温暖的是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周总理一直没忘记他，始终对他很公正。

1988年7月份，阎仲川拿到了一枚代表独立功勋的荣誉奖章，这奖章算是对他过去革命经历的一种大大认可，也让阎仲川心里感到挺宽慰的。

之后，阎仲川一直在北京的家里过着悠闲的晚年生活，直到2002年平静离世，那时他81岁。

阎家也有位文人，他就是阎明。

阎明一路走来，当过兵、打过工，最终还当上了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副头头，并且他还写了一本纪实文学，书名叫《过往的事儿不愿成旧账》。

他到了沈阳，手里还捧着本新书，聊起了写书时候的心路故事：“其实写这本书时我并没有特别的目的，就是回想起老爸和我的成长往事，把我知道的那些历史真相讲出来。”

现场还有好几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兵到场，他们都是当年的“第四野战军”战士。

老人们纷纷表示：“这本书面世那会儿，我们也都翻阅了，内容特别写实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。”

望着这些老兵，阎明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老爸，他开口道：“老爸还在的时候，我常写这类文章，写好了就拿给他瞅瞅，就怕哪儿写得不对。”

阎明坦言自己心里有着“四野”的一份情怀，所以书的一开头他就说：这不是编出来的故事，而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身经历的事儿。

从抗美援朝到珍宝岛冲突，阎仲川访问了不少亲身经历过的人，他看得资料越多，对那段往事的感触就越深：革命不是单靠几个标签就能说清的，回忆也不是随风就散的云烟。

他下了番功夫，让更多人知晓了他父亲的故事。

参考信息

1.1969年铁列克提中苏冲突：苏联军队闯进了新疆的北部地区